说你舍不得我走

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那个，今天骗这个女生和我睡，明天骗那个女生和我睡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    “杨司乐！你怎么这么！”施年较起了真，“这么……恶心。”

    杨司乐又痛又怒地望着他，良久后才哑声说：“更恶心的事我还没说呢，你对搞乐队的人的想象也就这点儿了。”

    施年承认，自健忘症复发以来，怼杨司乐成了他的条件反射，很多时候他就是看不惯杨司乐开开心心的样子，故意找他茬。

    但他发誓，他今天是真的想问杨司乐有关谢沉的事，只是提到了“喜欢”这个话题，他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情绪。

    尤其当杨司乐说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他便更控制不住内心的难过和嫉妒了。

    杨司乐脾气很好，以往总是迁就他、包容他，今天却没有。他为了护住那个不在场的心上人的名字，一步都未曾退让，证明那个人不是他一时兴起的选择，而是非常特别的存在。

    起码比自己这个弟弟更特别。

    施年嫉妒得快疯了。他就是双标，就是任性，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杨司乐点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杨司乐怎么可以有倾慕的对象？

    杨司乐也气疯了，后来没再应他一句话，和付宜打过招呼便提着行李提前去了动车站，没留下来过夜。

    付宜在洗衣服，见他刚到三小时就要走，觉出了不对劲。

    她一看施年房门紧闭，立马什么都明白了，也不好意思拦着杨司乐，给他转了几百块的微信红包表示安抚，嘱咐他去找家好一点的酒店落脚，千万别理施年这头倔驴。

    杨司乐这两个半月节俭出毛病了，不愿意为短短几小时的睡眠额外支付五六百的费用，硬是去动车站坐着睡了一夜。

    南站晚上开着中央空调，但还是不算多暖和。他本想写会儿曲子熬一夜，等上车了再盖着外套睡，结果后半夜没熬住，一不留神就睡了过去。

    中途他被冷醒好几次，没当回事，戴上卫衣兜帽，把手放到大腿底下暖着，继续睡。

    坐在他旁边，同样候了一夜车的阿姨拍他胳膊，他没反应，推了推他的肩头，他才心跳过速地惊醒。

    “小伙子，你是回庆江北哇？检票了。”

    杨司乐头疼脖子僵，抬手揉着后颈看了眼候车大厅里醒目的时钟，向阿姨道了声谢，赶紧抓起书包去排队检票。

    直到这时，他都不怎么在意，上车后还有精神回复陈楠的微信，顺便确认施年没有发消息跟自己认错。

    前两周哪怕施年再嘴硬，和自己再生分，他也没生过气。他甚至颇为乐观地觉得，施年是因为信任他，才会故意这样暴露性格上的缺点。

    可这回不一样，他容忍不了施年践踏自己的热爱，他必须得为此道歉。

    如果施年不道歉，那三天后他不会请假来给他过生日了，生日礼物也得重新考虑要不要给。

    杨司乐自认为这个惩罚还挺狠，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无法去上海给施年过生日的可能性。

    回到庆江的当晚他就感冒了，先是四肢酸痛、流鼻涕，紧接着是咽喉肿痛，咳嗽，眼睛发干，最后是食欲不振，头痛欲裂，上吐下泻。

    陈楠吓得押着他去医务室检查，他老老实实地跟校医交代，自己这段时间总是头痛，跟有人拿榔头反复敲脑仁儿一样，很影响睡眠质量。

    医生问了他最近的作息，诶哟一声：“同学，你怕不是神经衰弱了。”

    他签了张出门条，递给陈楠：“你帮他去跟班主任请假，他得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”

    陈楠急得跟杨司乐得了绝症似的，箭一般地冲回教学楼，利索地替他把所有事办妥了，包括给岑婉萍打电话。

    杨司乐心想，哪儿有那么夸张，顶多是重度流感，喝点冲剂睡两觉，扛过去就能好。

    岑婉萍比他重视，带他去庆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挂了专家号，又是查血又是照CT，折腾一下午，最后确诊为神经衰弱、胃痉挛、上呼吸道发炎，伴有低烧症状。

    然而不知是进食太少，免疫系统抗议了，还是医院里确实有“病气”这么一说，杨司乐在门诊观察室输了两小时的液，回家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加重了。

    十七号晚上，他的左后背突然起了一大片带状疱疹，又痛又痒，使他辗转难眠。十八号凌晨，他的体温突破了38℃，且有直奔39℃去的势头。

    这时他已经昏昏沉沉，没办法起床独自去医院看病。

    岑婉萍早上怎么叫门都没人应，进了屋才发现，她的宝贝儿子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双目紧闭，浑身湿透，嘴唇惨白。她差点儿没被眼前的画面吓出个好歹来，火急火燎地载着他去离家最近的医院挂急诊。

    医生的结论是：作息不规律，休息得太少，抵抗力大幅下降，体内潜伏的“水痘-带状疱疹”病毒侵染神经，现在发作了出来。

    杨司乐从小到大没得过水痘，整个人被神经痛和深入骨髓的痒，以及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憔悴不堪，毫无生气。

    医生给他开了外用的药膏和内服的镇痛片，让他实在捱不住了再酌情吃一粒。最重要的还是好好休息，好好吃饭，增加抵抗力。

    杨司乐这下不用犹豫要不要跟薛老师请假了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有十个小时苦于高烧昏睡不醒，剩下几个小时留给吃饭、吃药涂药、上厕所、去医院输液。正常上学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    他难得清醒，或是痛痒得睡不着时总会想到施年，想他生病生了那么多年，是否就是像自己现在这样，难受得平生愤怒。

    于是他又不忍心责怪施年了，他体会过一次病情的反复便彻底原谅了施年的所有不对。施年比他以为的更有韧性。

    如果年年看见他病成了这样，会对他温柔一点，和他好好说话吗？

    年年心那么软，肯定要心疼死了。

    病中的渴望极易变成康复的指望，杨司乐一开始这么想，去上海给施年过生日的愿望便越发强烈，不能阻绝。

    都说十七岁是最好的年纪，他希望自己可以见证施年十七岁的第一天。

    十九号凌晨，他的体温从38.8℃降到了37.9℃，虽然仍旧在发烧，但好歹不会走个路都东摇西晃、天旋地转了。他定了四点半的闹钟，起床偷摸着收拾吉他和二十号一天要内服外用的药。

    岑婉萍这两日一边照顾他一边处理工作杂务，也疲惫不堪，四五点正是睡得最沉的时候，她对儿子准备溜去千里之外的上海的事毫无察觉。

    如今的主客观条件不允许杨司乐再省钱，他大手一挥，奢侈了一回，打车去庆江北站候车。

    车票是早就订好了的，多亏前几天跟施年吵完架没在气头上退票，他现在还有座位可以坐。

    等动车驶出了庆江界，他才敢和岑婉萍发消息报备自己的去向：“妈，我去上海找年年玩，给他过了生日就回来。我好多了，烧也退了，会按时吃药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    他怕岑婉萍骂他胡闹，大胆夸下了退烧的海口就掩耳盗铃地关了机，盖上外套睡觉。

    长途动车经停站多，乘务员时不时还会推着餐车来回走，询问各位乘客要不要盒饭，要不要纪念品。杨司乐被吵醒了无数次，休息得很累。

    盒饭的菜色偏油腻，他光是闻着车厢里的气味都反胃，压根儿吃不进去。为了减少去卫生间的次数，以免无人替他看管座位，丢失重要的证件和财物，他连水都没喝几口，醒了睡，睡了醒，醒了再睡，如此循环了十二个小时。

    下车时，他明显感觉到，不流通的空气和缺食少水加重了自己的病情。他头晕脑胀、脚步虚浮，看人都重影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厚重的羽绒外套也捂得他背上的疱疹阵阵发烫发痒，逼得他心浮气躁。

    有什么办法，是他自己要来的。

    临近春运，月台上人山人海，无数手提肩扛几大包行李返乡，或是将要入驻这座城市的人堵在手扶电梯和直升电梯前，导致月台中间地带的出站速度严重受限。

    杨司乐精神不济，步子慢，带的行李也不多，不一定非要坐电梯。为了不影响急于回家的人，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钻出人群，来到月台边，沿着动车轨道往楼梯的方向挪。

    可不耐烦的人依旧很多，天南地北的方言混杂在一起，你说一句“咋不走喃”，他说一句“别推我好伐”，便像成群的苍蝇进了瓮，吵得瓮里的杨司乐头都快炸了。

    他没有可以扶的东西和人，仅剩的气力尚且能支撑他虚弱地行进，只不过走上两步他就得停下来歇几秒，喘喘气，咳嗽几声。

    眼看楼梯近了，人群更密了，杨司乐难免也急躁起来。

    他往里靠了靠，意图融进正假装有序排队的人流，生怕自己让了第一个，就要被迫“礼让”接下来的无数个，成为全月台最后一个出站的。

    他快坚持不住了，不能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等待上。

    因此他埋头又往里站了一些，结果左侧的中年女乘客为躲避前人巨大的行李，向他这边跨了半步，他不小心踩到了她的后脚跟。

    “挤啥子挤！”这位阿姨当场弯起手肘，用力格开了他的身体。

    好死不死，这一手肘正好打在了杨司乐的胃上。

    他痛得低呼出声，下意识躬身护住肚子，结果背上的吉他又在不经意间戳到了另一个爷爷的脸。

    大爷老当益壮，挥手别在吉他的琴头，轻而易举就把他再次朝外推了推。

    杨司乐头晕眼花，没稳住重心，接连几步趔趄，身体被吉他带得向后一倒，竟失足掉进了一米深的动车轨道。

    现场骤时响起惊呼：“有人掉下去了！救救命啊！”

    杨司乐摔在吉他上，吉他摔在了铁轨上，震得他胸口发麻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    他艰难地睁开眼，试图爬起来，可他手软脚软，失败了。

    月台边围着无数或惊恐或急切的面孔，有人朝他伸出手，嘴唇张张合合，不知在说什么。待他意识到自己产生了耳鸣，已经是各种噪音和人声恢复后的事了。

    他听见朝他伸手的那个女人向远处望了一眼，然后低下头朝他吼道：“发什么愣！快点上来！马上又有动车要进站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