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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巧生一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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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当年修水库时搭架子留下来的。这条沟原来只有现在一半的宽度,全凭人工开和用炸药炸出来的。你家咱二叔就是在那边悬崖上排哑炮的时候,右胳膊给炸掉了。他那时在共青团队里,是劳动积极分子,现在身体不行了,这些年队里一直照顾他,让他在山上看林子。”

    “听二叔说,春节以后,山林要承包给个人了。——像他这种情况,没有工伤补贴什么的吗?”

    “哈,农民还有补贴吗?摊到谁身上谁倒霉就是了。当年在这里筑坝开石死了好几个人呢,二叔能活下来就算是命大啦!”

    建工突然想起了什么,说:“我们同学对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争议。你怎么看?”

    “你说是承包责任制吗?我觉得,承包有它的好处,比如说没有偷懒耍滑的了,反正,多打的粮食是归你个人的,村干部管理也省劲了。还有,就是农民必原来自由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这样的话,巧生如果回来会怎样?会不会比在外面干更划算呢?”

    “她回来除了种地还能做什么呢?这边没有什么副业和企业,承包以前队里没有她的口粮,承包后,她分得的田地由我们帮着管理,这样,她现在在外面干着,倒是更划算。”

    “哦,是这样……”

    “前些年,上边有政策,限制农民外流,这种人有个名称叫‘盲流'。”

    “盲流?那上东北去的人也都算是盲流吗?”

    她苦笑着说:“说得难听一点,也算是盲流吧。盲流,就是指那些进城的农民。这些人没有城镇户口,虽然在城里打工,但不是国家正式工人,就像巧生这样的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似乎听说过这个词儿,不过,在我印象中,称为‘盲流’的人,都是一些不正干的人啊!可像巧生这样的人,怎么能算是盲流呢?”建工看她一眼,随即又把眼光移开。他注意到,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光点,那里面藏着无奈和难堪,甚至还有一种自怜的成分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农村人连饭都吃不饱,不外出又有什么办法?一些贫困严重的地区,还都专门设立了劝阻站,城里还有收容所。跑出去的这些人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,影响农业生产。你想,农村人口多土地少,干上一年,除去上交部分,口粮都不够吃的,遇到旱涝灾害,就更不用提啦。他们当然不如进城去打工合算呀!他们也是实属无奈。其实,他们到城里去打工,生活也不稳定。”

    “巧生的户口不好转吗?”

    “我也曾经帮她打听过,不可能的事。这些年,国家对户籍管理一直非常严格。据说,有一种情况可以迁,比如说,城里有这样一个人,没有妻子儿女,身边需要有个将来为他养老的亲戚,而这个亲戚如果家是农村的,就可以落到他的城镇户口上了。——哈!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城里亲戚?”

    建工也被她说笑了。她后来又说:“家庭联产承包制好倒是好,不过有些事我还是感到困惑,你眼界比我开阔,知道的比我多,我也正想向你请教。”她的前额饱满漂亮,眼光犀利、深邃,微风吹散的几缕细发在飘动着,“一,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自私自利,不顾大局呢?如果少了这种人,那社会主义不是发展得更顺利吗?哈,你看,我这人很单纯是吗?二,人民公社搞了这么多年,难道说就全错了吗?农民勒紧裤腰带辛辛苦苦支援国家工业建设,不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个大前提下干的吗?”她眉头紧皱,两手向外张开。

    他一时被问住,但又觉得自己必须立即回答她,就说:“就说第一个问题吧……当人们一直都在满怀信心地付出,而又总看不到个人生活改变的时候,那谁还愿意继续付出呢?其实,承包制度没有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,也不否认自私的合理性,而是兼顾了个人、集体和国家利益。比如说,农民个人同样都是为国家做贡献,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时得到更多的好处呢?我们过去大概是习惯于用非此即彼的一点论的方法看待问题,似乎只能讲奉献,而不能讲个人利益。中国有八亿农民,他们好不起来,空谈让国家好起来,这有多大的意义呢?”他为自己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脱口而出而感到惊诧。

    她低头认真思考着:“哦……你说的,或许有道理。我这人就是太单纯了。那你说第二个问题呢?”

    “这个嘛……”

    “还有,也就是第三个问题,承包确实带来了粮食多收,可一个人只有一亩来地,多余的粮食又能卖几个钱呢?光靠种地,农民永远都不会富起来。”

    “农民有了自由,可以搞多种经营,办企业啊!”

    “如果大家都去种植果树的话,那果农还能挣钱吗?办企业,得需要资源、需要有钱来投资,还需要技术,这些从哪里来呢?就说我们花边站吧,个人农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,也就只收入个十元八元。可如果有钱的话,就可以用机器生产地毯,进行大量出口。可是,这些想法都不现实,想也无济于事。”

    两人来到了堤坝南头,上面是长长的土丘。她说花边站就在山坡后面的乡政府所在地。

    他说:“像如发达国家,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程度水平高,一户人家可以管理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土地。那时更多的农民就可以当工人了。”

    “哈哈,下去一百年能实现吗?”

    “我坚信,那是早晚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那可真是太渺茫啦!那个时候,你和我都在哪里呢?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”

    他自嘲地笑了。

    “农民,永远都是农民。就拿我们村上来说吧,村办学校的设施和教师工资、整修路面,都要从提留里面出钱。还要上缴各种名堂的税。这些且先不说,农民没有医疗保障、没有养老金,家里没有男孩的,还要为将来养老担忧。另外,还要盖房子呢?哪一样不需要钱?”继而她又笑了:“我们跟你们工人没法相比。人不能不讲命,你命好,一下生就是在优越的工人家庭里。你应该感到幸运。”她看着他笑了。

    他一时记不得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话了。不知怎么的,一想到出生,他心里就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。

    她突然问:“你信命吗?”

    “我没想过,信命,应该属于唯心主义吧?”

    “不过,我信命。我敢说,你即便现在不信,将来也一定信。”

    天色比刚才暗淡了。她的脸就像天上的冬云一样阴沉下来。

    “是吗?或许吧……”

    “我敢跟你打赌。”她盯着他,低沉而自信地说。

    “不过,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灵。”他似乎看到一个神秘而支配自己的东西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,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。

    “我不认为,信命就是唯心主义。”

    两人走上台阶,又来到坝堤的高处,水面上泛着粼粼白光,一直延伸到天边。

    听说建工喜欢吃米饭,巧生的母亲就让四姑娘去磨房兑换些大米,顺便磨点小米面。恰好巧生去邻居家送自行车回来,四姑娘不满地看她一眼,别过脸朝屋里走去。巧生笑了笑,就去猪栏跟前的墙根下推小铁车,巧欣扛着一袋玉米出来放到上面。建工跟出来要跟巧生一块去。母女三人极力阻拦,但他还是坚持把小铁车抢了过去。来到村北头的磨坊里排上号,两人又来到院子里说话。她问去水库玩的怎样,他说巧欣是个善于思考的人,跟她很谈得来。巧生说,她从在学校里就当干部,是那种追求上进的人。

    “不过,她年龄不大,但却信命。”他不解地说。

    她说,她姐姐这几年不大顺。他问是不是个人感情问题。她刚要说什么,那个戴着口罩满身粉尘的女人出现在门口,在隆隆的机器噪音中大声喊她,她转身跑了进去。

    晚饭后突然停电了,屋里顿时一片黑暗。巧欣笑着说,这里停电是很正常的事,每过几天如果不停电反倒觉得不习惯。她点上油灯,约建工一起去西屋说话。巧生随后把茶具端进来。建工想到白天巧生说她不顺的话,就好奇地问起她的经历来。巧生放下门帘出去了。她坐到靠门口一边的炕上,斟上茶,沉吟片刻,就说了起来。

    “我这人怎么说呢?就是太单纯,太幼稚了。我从小就觉得,热爱集体,克己奉公,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对上级和广播里的宣传,我从来都不怀疑,对各种会议和学习活动中所讲的那些道理,我从来不认为有半点儿虚假,我照着那样去做,也觉得别人也都应该去那样做。发展农业就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,国家发展了个人自然也就有了——这个道理还会有什么问题吗?”

    桌上的油灯静静地摇曳着。她的身影映在身后的墙上,随她的动作夸大而变形地晃动着。她幽深的眼睛里现出一种抑郁的东西,而又不失清澈。她述说的时候一直在看着建工,但更内视着过去的那个自己。她带领“铁姑娘队”抢种、抢收、修水渠,她们“铁姑娘队”跟男劳力干同样的活儿,后来成了全县的典型。县里的负责人和各公社各村的领导纷纷前来向她们学习。不久,她被选拔为县里的“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”成员,一年以后,工作任务尚未结束,她又被确定为“三不脱离干部”的培养对象。公社里一共确定了三个人选,正常情况下,一年期满她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,我非常单纯。一切看起来,我也并没有什么不顺利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理所当然的,因为你工作非常出色。”

    “像我这种情况,无论在谁看来,都认为已成定局,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。但我只有一个信念,只想一门心思干好工作。我到各公社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,指导基层工作。很快一年就过去了,填表、体检。不久,那两名转正了,可是我没接到通知。正当我感到疑惑的时候,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了,说我因为得过腿风湿病,体检没有通过。虽然他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,但失落是自然的。我顺路去公社找到跟我一直挺要好的一位组织委员,把这事告诉了他。他也是咱这个村的,他说事先他已经耳有所闻,就安慰我,还为我抱不平。我听他说话支支吾吾的,感到他好像对我隐瞒了什么,就一再追问。他这才把实情告诉了我,原来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把我给顶了,是支部书记的外甥、我们公社的书记给帮他找了上面的人。我当时非常惊讶,那个支部书记并不是培养对象中的三人之一啊!那位组织委员说,其实公社书记早就答应过要给他这个舅舅转干了,但听说从下一年起,国家要取消这种干部推荐形式,所以就硬把我给顶下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也就是说,你以后再没有转正的机会了?”

    她点点头说:“是这样的。——组织委员还告诉我,有人竟然私下议论,说我没转干的原因是男女作风问题。我猜到他们所指的,是我的一个男上级,因为当时我俩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。原来所谓的事实真相,靠的仅仅是一张嘴巴。我竟然在别人眼里完全成了另外一类人。如果没有这件事发生,我也不会认识到:我们人类善于归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多么可怕!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推理看似是非常‘合情合理’的。可是,可能的事情跟事实真相之间可以划等号吗?……我感到无话可说,我被彻底击垮了。当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,一片恍惚,羞辱、委屈、幽愤、无助……那种错综复杂的感觉简直难以言说。当我听到那个“合情合理”的谣言之后,就什么人都不想见了,连自己的家人都感到难以面对。那天我走出机关大院,一个人去了水库,在大坝上走来走去,走了很长时间,天黑下来了,都似乎没有察觉到。大坝后面是几十米深的沟壑,当时真想……要不是那天晚上那位组织委员到我家去,我爸爸和三姑娘又去找到我的话,可能……那个阶段,我就感到好像是——被人强X了的感觉。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出门,把自己关在家里,整天精神恍惚,真像是大病了一场。”

    建工在极度压抑中感到无话可说。他问:“后来呢?”

    “哈!后来就去了花边站,理由就是说我有一定能力。”她似乎觉得这很可笑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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