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治十三年,九月初一。
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曰子,普通的不能再普通,如往常一样,一大清早,百官入朝觐见,太子朱厚照和靖王张鹤龄分坐龙椅下首左右两侧,开始早朝。
不过,此时的早朝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,原来的每日常朝变成逢奉初一、十五两个时间才有一次大朝会,其余时间,有什么事逐级上报,一般的问题,最多上至内阁,就能得到解决,若是需要留在上朝讨论的,都关乎国计民生的是大事。
这样的改革大大加快了各部门的办事效率,但是,有些清流却大声叫喊着“有违祖制”,尝试恢复到太祖高皇帝制定的早朝制。
其实,早朝也不是朱元璋发明的,这项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《周礼》,周朝注重礼仪,公鸡打鸣的时候,满朝官员就已经到位了,不过那时候的早朝还不是正式的会议,更像是个茶话会。
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,确立了君臣制度,有什么事就把大臣们找来开个会,但是,什么时候开会,完全看心情。在汉代后期,为了表明对国家事务非常上心,要求大家每五天开一次例会,从那时起,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早朝。
到了唐朝,形成朝参制,早朝逐渐成为在京官员最重要的政事活动,特别是大朝会,最为隆重,需要有大陈设,展宫悬鼓吹,陈车辂舆辇,皇帝服衮冕,御舆以出,曲直华盖,警跸侍卫如常仪,接受群臣客使朝参礼贺。
不过,皇帝也是人,无法像机器一样无止境地运转,唐玄宗晚年逐渐怠政,尤其是杨贵妃进宫之后,更是沉溺于享乐。
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有诗云:春宵苦短日高起,从此君王不早朝。
宋朝神宗元丰改制后,早朝改为日参、六参、朔参和望参四种方式。门下省起居郎、中书省起居舍人及尚书省侍郎、御交中丞以上为日参官,每天都要参加早朝。三省和御史台官、寺监正副长官以上为六参官,每五日参加一次早朝;寺监丞、大理评事以上为两参官,每逢初一、十五参加一次早朝。
到了明朝,因为朱元璋比较勤政,下令只要是京官,都可以参加朝会,这样,上朝人数一下子增多,而且,老朱同志不但自己拼命,对百官要求也极为苛刻,早朝时,大臣必须午夜起床,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,凌晨三点就要在午门外等候。
凌晨五点左右钟声响起时,宫门开启,百官依次进入,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,然后依次进入奉天殿,早朝正式开始。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老朱同志规定,上朝途中,若官员有咳嗽、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等行为,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,听候处理。
不过,明朝与所有中原汉人王朝一样,大臣向皇帝行揖礼,而不是跪拜礼。只有在非常重大事件的时候,比如听宣诏旨、祭祀先祖等场景才会用跪礼。其余的场景,比如皇帝出行时,官员也是行揖礼,不需要跪拜。
只有大清朝,为了显示皇权的地位,专门规定,百官必须跪拜,等到皇上说平身之后才能起身,并且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跪拜礼仪,整个过程极其繁琐。
现在,对于改革后的早朝制度,除了寥寥数人唱反调,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支持。因为,当初朱元璋定下的早朝制度实在太苛刻了,每天那么早就要起床上朝,特别是大冬天,狗都嫌冷,却要人早早去外面冻着,百官早已是苦不堪言。
现在好不容易改了,大家早上能睡个回笼觉,竟然还有人想改回去?
脑子秀逗了?
因此,大朝会制度一经推出,立刻得到百官响应。
刘健也曾担忧,是不是靖王这厮犯了懒病,不想上朝,所以找了个理由,可是细细琢磨之后,却发现这样做是对的。因为朝廷现在的政务比以前多了太多,就算朱元璋来了,面对现在的局面,如果凡事都要亲自过问,也会活活累死。
所以,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适当放弃一部分君主的权力,将其分散到各个部门,特别是内阁,虽然扩至九人之多,但是,感觉肩上担子越来越重。
大朝会,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,每位官员上奏之后,张鹤龄都不急着回答,而是让朱厚照先谈一谈自己的看法,然后让内阁诸位大学士对太子的处理意见进行点评,做出补充或者纠正。
朱厚照已经十岁了,虽然平日里比较贪玩,但是此子天资聪慧,学东西一点就通,开始的时候,由着自己的性子胡乱发言,经过一段时间后,所说的话渐渐有了条理,关键是这套现场教学的方式,使得很多书本上枯燥无味的内容变得真切起来,以前不理解的东西,变得豁然开朗。
眼看太子已经领悟了一些治国理政的理念,刘健等人喜在心中,浑身上下更是充满了干劲。
今日里朝会的主题是蒸汽机车,军备司已经研究出蒸汽机,并且上报了多个方案,比如蒸汽机车、蒸汽机船、蒸汽纺车等,图纸都画好了,就等着户部拨款,便可进入实验阶段。
可是,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,特别是对于一些守旧的人来说,这些想法实在有些不切实际,不用马拉就能自己走的车,不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东西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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