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且几乎都是行军;不过受益于此后一系列的经历,任堂学到了很多东西,积累的的经验也不少;而这次出兵后,任堂一直参与决策,经常与邓名、穆谭和周开荒讨论军务,不但清楚作出每一个决定的幕后理由,还多次亲自带兵。“为什么李国英不肯派出一支兵马渡过长江在这边修筑堡垒,配置火铳、火炮呢?”早在进入夔门的时候,任堂就向邓名断言李国英不会冒险渡江,现在他又和周围的军官讨论其中的利弊:“若你们在李国英的位置上,又会如何行动?”有几个军官认为李国英的对策很妥当,上次李国英带着三万大军渡江攻打邓名,结果被打得只有三千五百人逃回重庆。现在虽然有清廷的大力支持,但李国英可能也就在重庆集中了一万多不到两万的兵马,自然不敢再渡江来讨打——万县的水师比嘉陵江水师强大,要是明军以重兵围攻李国英南岸的堡垒,他只能蹲在重庆城里看着。而有两个军官则认为李国英错失了良机,他们若是在李国英的地位上,就会派出兵马渡江偷袭,哪怕不能伤到明军,也能给明军制造麻烦。至于小股清军可能遇到的困难,这两个军官都觉得能靠随机应变来解决,有一个人甚至认为,就是明军围攻渡江的小股部队也对重庆有利,这样就能牵制明军水师的航运力量,进一步拖累明军的长江航运。任堂并没有评判他们意见的对错,只是把那两个主张偷袭的军官名字默默记在心里,给他们贴上一个倾向进攻的标签。大部分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都更偏爱防御,虽然他们现在支持李国英守城的对策,但是不一定就属于稳健派,或许随着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,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激进。不过李国英不同,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宿将,川陕总督总是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。明军在夔门的讨论会上,任堂就指出,李国英有夸大敌人的反应速度和遇到的麻烦的倾向。比如上次与川军交战时,李国英在撤退的时候没有焚烧大营,显然是要尽可能地误导川军——其实,就是李国英焚烧了大营和物资,以当时任堂的军事能力也未必就能阻拦清军撤退。现在重庆的部署也是这套路数,李国英丰富的战斗经验让他意识到任何行动都有大量的风险,在他想出安全的解决方法前,他宁可选择避免冒险。这种谨慎态度和周密的思考让李国英表现出了强大的防御能力,明军的各种进攻形式他都思考过了,因此也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法。而赵良栋和李国英不同,他有缩小困难的倾向,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赵良栋身上起到的作用和李国英正好相反,不但没有让赵良栋变得更谨慎,反倒让他充满了克服所有难题的自信。上次与川军对垒时面对严峻的军事局面,赵良栋仍信心十足地发起反击,打算靠着丰富的战斗经验把明军逐个击破——我的兵练得更好,我的反应更快,所以即使大家都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,也是我解决得更好、更快,结果还是我赢。之前赵良栋已经奉命回陕西编练新兵去了,邓名他们都认为,若是赵良栋在重庆的话,很可能明清两军早已经打起来了——这对明军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会,重庆的防御绝对不会像李国英主持得那样滴水不漏。任堂的坐舰驶到重庆附近时,从重庆到铜锣峡的江面上已经满是明军的舰船。川陕总督被惊动,已经跑上城楼向着江面上眺望——这个阵势和明军驶出夔门时有些相似,但给重庆清军送去的肯定不是喜悦。城楼上的胡文科等人已经吃惊地说不出话,受到了极大的震动。至于那些低级军官和士兵,更是看着江面发抖。总兵王明德和张勇的表现稍好,并没有像士兵那样颤抖不止,但脸上也都没有一丝血色。顺治十五年吴三桂从重庆前往遵义,满清从两江抽调了大量船只,强行通过三峡向重庆运输粮秣,那时王明德见过苏松水师为两江运输船队护航的声势。但即使是全盛时期的苏松水师,也远远无法与今天从铜锣峡中开出来的川西水师相比。谭诣叛变的时候,王明德和谭诣的联合水师追击袁宗第,水师追到铜锣峡时也就觉得足够远了,班师返回了。但现在明军的先锋都到了重庆城下,后面的舰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来,就好像无穷无尽一般……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