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二年的元旦,重庆。现在重庆城外的水道很可能是东亚地区最繁忙的水道,来往于叙州——重庆、成都——重庆的船只不绝于道,还有大量过路的船只驶过。即使是新年在即,勤劳的川西人也没有都停止工作回家过年,很多人选择稍微晚几天再回去和家人团聚,只要这些勤苦能够换回足够的报酬他们就心甘情愿。重庆的甘陕绿营当然也不会让川西人专美于前,以往春节前士兵们就能休息了,但今年不行,昨天大部分士兵就一直工作到太阳落山才被从翡翠加工营里放出来。今天重庆众将很勉强地给士兵们放了一天假,但从明天开始就要恢复工作。进入十月以来,重庆众将对翡翠加工的兴致越来越高,这主要是因为后方市场的积极反馈。十余年的战乱让珠宝加工行业陷入停顿,很多珠宝行都倒闭,余下的也是在苦苦支撑。战争一天不停止,各地的交通工具就会被大量征做军用,也不会有人积极从事玉石的开采工作,就不可能有大量的珠宝进入奢侈品市场。同时战争还让老百姓变得更贫穷,珠宝价格居高不下,可是社会平均的富裕程度却在下降,这种矛盾就注定了奢侈品市场的不景气。邓名在天下未定的时候不努力生产粮食而是出售珠宝换钱,这当然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一份;而重庆清军既打不过川军、也没有被对方立刻消灭,被生活所迫,不得不与敌人联合起来生产珠宝,这同样是没有先例的。这样邓名和高明瞻集团就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。清廷后方的珠宝行都热情地欢迎翡翠这种新型珠宝进入市场,它价格相对便宜能够被消费者接受,在其他货源都枯竭的情况下,是一种很好的行业替代品,不少珠宝商人都将其视为救命稻草;重庆的产品加工粗陋也没什么关系,珠宝商人自己可以进一步加工——以前他们是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这种廉价的石头上的。但现在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十余年的衰退,工匠的报酬变得非常低廉,即使是那些资深的老师傅,为了能有一口饭吃,也不会觉得加工这种石头是对自己手艺的一种侮辱。除了民间市场外,翡翠在北京也大受欢迎。满人入关还不到二十年,在崇祯朝的时候,入关掠夺的满人还完全不懂得欣赏玉石,抢劫时只要金银不要石头。而随着满八旗在北京开始享福,日渐远离了征战生活,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就开始附庸风雅,开始学习赏玩玉石了。不过现在满人显然还没有学到家,很多人还是怎么也学不会如何鉴别石头的好坏——金银好坏很简单,看纯度就可以了,但根据石头的品质定价,标准就要复杂得多。因此当翡翠流入北京后,很多满人立刻就接受了它。明显这种石头更坚硬、更明亮,在阳光下能发出夺目的光彩来,怎么看都比传统的玉石更漂亮——其实王明德这一伙儿人也是这么觉得的,相比温润的玉石,翡翠无疑更符合他们暴发户的眼光。只是李国英那句“假玉”的评价让重庆的将领们跟着不懂装懂,煞有介事地互相吹嘘,说自己从来都认为乌涂涂的石头更好看——“乌涂涂”就是这些土包子对玉石内敛光华的看法。最具决定性的一击出自辅政大臣索尼之手。八月初邓名与高明瞻他们和谈后,九月初就有一份包括象牙、宝石、翡翠的“川西土产”送到了首席辅政大臣的书桌上。索尼看看觉得不错,就让人用宝石、翡翠打造了几件首饰,和两双象牙筷子、一套翡翠筷托一起送进了大内,孝敬给了太皇太后。正努力学习汉族皇家品味的太皇太后,觉得这几块宝石和翡翠比她见过的所有玉石都顺眼,摆弄了好多天,还赏给了最得宠的几个格格一点。一下子这种“川西土产”在八旗贵族上层就火起来了,差不多在李国英离开重庆之后,北京对四川的战局也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关心起来。十月份重庆就接到了三次八百里加急信件,详细地询问了重庆的现况和川西明军的动向。既然李国英不在,这些奏章当然都是高明瞻回奏的,在认真报告了重庆将士誓与大重庆共存亡的决心后,高明瞻还给几位辅政大臣都准备了一份“川西土产”,当然这些土产也都是和八百里加急的奏章一起送回北京去的。很快北京就再次送来满是赞许之词的旨意,并进一步询问重庆的需要——到十一月的时候,北京对重庆的关心程度远超往昔。以前李国英满腔热血为满洲太君拼命的时候,北京对重庆的关切程度连现在对高明瞻的十分之一都没有。在十一月的第一封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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