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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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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sp;   李达回顾历史,提出“〖中〗国的历史当中,人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被奴役的状态”没有公正的法律,没有平等,也没有思想,语言,工作乃至行动的〖自〗由,在不同的朝代之下,只有受奴役程度的深浅,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一员,在奴役他人的同时,自己也是更高权力者的奴仆。

    正是这样一个以奴役与被奴役为主要关系的社会结构,导致了〖中〗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。

    李达指出,〖中〗国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治,法律不过依附于权力,是一种人奴役人的规则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没有人权,只有与权力挂钩的特权。所谓稳定,本质上是依赖于*强权的压迫,是依靠用权威压迫,以愚民思想洗脑来维护人压迫人,人奴役人的制度。而这种制度之下,由于人天然向往〖自〗由平等,人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的崩溃,而被压迫者也就变成了暴民“彻底的〖民〗主”之中,人人的〖自〗由都无法获得保障,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渴望新的奴役,以“实现有限度的人权保障”至少是“生存权”。

    在这种社会状况下,无论〖革〗命的口号喊得多么美好,这种制度的内涵都是人奴役人,人人缺乏〖自〗由,而社会形态也只能依靠高压维稳,自然也就谈不到大同世界,甚至连基本的稳定都不过是奢望。

    李达进一步指出,早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,民选政府已经通过公共立法来保护人权,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权〖自〗由仅限于少数拥有公民权的〖自〗由人,而这些人的财富,甚至可能没有〖中〗国传统社会很多时期的中上阶层那么丰富,但他们在人权〖自〗由方面却享有更多的保护,而彼此之间也更少会侵犯到他人的〖自〗由,可见人权本身是不应该和财富挂钩,也不因民族和国家不同而加以区分的。

    李达认为,在传统*社会中,统治者之所以否定人权,强调特权,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,并且反对一切限制自己权力的障碍。他们否定自己和被统治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特性,把被统治者看作猪羊,加以放牧,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愚化教育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只有统治者暴虐的特权和人民无边的苦难。

    这样的社会,权力主宰一切,也就自然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,所谓的法律只有严苛的刑法和执法者的特权,却毫无对弱者的保护,也根本没有法律的精神。一切对统治者的束缚,只能寄托于〖道〗德,这就好比和虎狼讲道义,让他们不去吞噬猪羊,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这样的制度,用法律和规则来保护掌握权力的强者,而极力损害弱者的权利,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,或者作为造反者被消灭。

    李达大胆地提出,国家的根基是宪法和法律,而法律的目的却是保护个人〖自〗由,而非破坏个人〖自〗由。这种保护,首先要明确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界限,其次要明确个人〖自〗由的行使不得以损害其他人〖自〗由为代价。

    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,法律对个人和政府,对领导人和平民百姓要有同样的约束力,政府不可以随便行事。实现了这样的法治,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可以实现稳定。反之,依靠权力来维持高压统治,肆意侵犯个体权利和〖自〗由,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敌意和反抗,整个社会只能陷入高压维稳和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一死循环,最终走向崩溃。

    李达进一步提出,所谓〖民〗主也好,*也好,都是实现国民〖自〗由人权的手段,不可本末倒置。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,这是国民的选择,而政府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,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,尊重法制,尊重三权分立。

    李达坦承,之前国家由于种种内忧外患,很多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“从权”的策略,事实证明,国家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。但这种状况并不能用来说明威权体制将永远持续下去,更不能作为进一步破坏国家宪政根基,加强威权*的理由。

    李达的文章,一石激起千层浪,顿时引爆了整个北京的舆论格局。

    自帝国肇建,尽管宪法有保障〖言〗论〖自〗由,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,通过新闻牌照许可,宣传部舆论引导,舆论界“同心为国”复兴党吸纳舆论界精英入党,政府和执政同盟各党“力捧”某些笔杆等措施,政府对于舆论始终有着一定的控制力。

    由于郑鹰本人对舆论态度较为开明,总体的舆论开放程度依然是很高的。只要不触及某些底线,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畅所欲言。当然,你的〖言〗论引发社会反弹,或者不被主流认可,那是水平和认识问题,无关其他。

    到了郑宇时代,接踵而来的兵变,新政和国战,稳固地位和加强权威的需要,都让这位新皇帝选择了加强舆论掌控。借助战时立法,郑宇成功地启动了“敏感新闻出版审查”体制,实现了对舆论的强力引导。

    虽然在战争中的几次和战论战,战中和战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,乃至在其默许乃至主动推动之下,舆论界对地方甚至〖中〗央政府施政的批评和建议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舆论容忍度,但心照不宣的,始终没有人敢于或者说能够公开发表对皇帝威权统治的质疑。

    可现在,李达做了。

    这位德高望重,甚至被两代皇帝推许,和郑宇多次详谈的学者,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炮。

    这是对〖中〗国传统威权主义的攻击,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针对目前皇帝威权统治而来。

    短期的错愕之后,很多人,即使是平素反对李达之人,都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勇气,也自然而然地担忧接下来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击。

    但出人意料的,正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的庄园渡假的皇帝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甚至中华宫,内阁,乃至被视为“在野清流之望”却在上层被传为“皇帝喉舌”的《华夏时报》的大笔杆北竹,也都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。

    这种沉默,在某些时候可以被视为默许,但对于了解那位最高权力者一贯“谋而后动,后发制人”风格的人们来说,却意味着未来的暴风骤雨。

    眼看着突然之间万马齐喑,最后连梁敦彦和梁启超都心里没底,托人打听“宫内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,却始终不得要领。

    复兴党上下,虽然一直保持沉默,但眼看“党魁”郑宇始终沉默,却渐渐有人开始按捺不住。

    几位复兴党的文胆也开始撰文反击,历数国家三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,决策之英明,为复兴党多年的执政辩护,并指出国家正在一步步地完善宪政体制和三权分立。他们认为,〖自〗由和人权固然重要,但前提却是国家主权得以维护。没有了主权,在敌国的军靴与刺刀之下,在饥饿面前,根本谈不到什么〖自〗由与人权。如果混淆了这种主从关系,先后关系,国家施政就会误入歧途,最终强调〖自〗由人权的结果就是没有了〖自〗由人权。

    在唇枪舌剑之中,国民们也在观察,在学习,在思考,而某些心思各异之人,却也在默默地寻找着机会。

    很少有人意识到,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开始了酝酿,并将在不久的将来,席卷整个神州,并再一次改变这个国家,这个民族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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