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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:蓄力西北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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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5月底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以来,冯玉祥等人就组织部队在察哈尔境内进行战前训练。而时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宋哲元,虽然对冯玉祥在察哈尔搞的一系列活动不满,可也不愿与老上司兵戎相见,为了避免夹在冯玉祥和当局中间为难,在长城停战后宋哲元干脆称病,去了西山休养。

    只是,当《塘沽协定》签署后,平津一带的形势已开始稳定下来,当局已可腾出手来解决抗日同盟军的问题。到现在,冯玉祥部接受苏联人援助的端倪已被当局所洞察,而抗日同盟军中有中共势力在活动也被南京、北平方面所掌握。这除了有不少人认识宣侠父的原因外,还和冯玉祥等人为了振奋人心,容许中共几百人掌握同盟军的宣传有关。而宣侠父、柯庆施等人为了实现该党上海中央将同盟军“赤化” 的意图,更是没少在部队中宣扬苏联大批援助即将到来的消息。

    6月17日,南京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,并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。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问题。也就在同日,莫斯科的《消息报》刊登声明,否认苏联援助冯玉祥。不过,苏联的这则声明却分明让人感到一种“此地无银”的味道。

    或许冯玉祥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北平方面要着手解决察哈尔问题,或许是他知道同盟军在察哈尔呆了近一个月已经让各界怀疑其居心,反正,在6月20日,冯玉祥及同盟军将领方振武、孙良诚、佟麟阁、吉鸿昌等人发布起兵通电,声称“重整义旗,收复失地,纵内外夹攻,亦非所惧”。

    对于冯玉祥等人抗日同盟军的结局,赵振中已经心中有数。

    《塘沽协定》签署不久,抗日同盟军此时行动,势必会遭到南京当局和日军的共同反对,这一大前提注定了其外部生存空间极其有限。

    而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,各部心思不一,又注定了这支队伍无法持久。冯玉祥把中共势力拉进来,是想借此拉苏联的虎皮做大旗;而中共借用冯玉祥这块招牌,同样抱着“借鸡下蛋”,在同盟军里经营发展自己自留地的目的。实际上,察哈尔的中共前委曾接到上海临时中央、河北省委的明确指示,要将在中共影响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“发展成为红军”,带到河北、山西两省交界界地我建立新的根据地,实行土地**。

    外有当局和日军的反对,内部又各自算计,抗日同盟军能走得远了,那反而倒是咄咄怪事了。

    而赵振中对抗日同盟军保持关注,除了有提防冯部再次劫车、威胁到物资运输的原因外,还担心因同盟军的动作,将停战后云集在平、津、冀、察、晋、绥一带几十万大军给招引到察哈尔及平绥线一带。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,老蒋再有动用大军围剿西北“民匪”的念头,那根据地的压力可就太大了。

    不过,看眼下局势,冯玉祥打的“抗日”大旗,至少使老蒋心有顾虑,一时还不会对察哈尔或西北根据地用兵。赵振中便将注意力投到西北根据地的建设上来。

    西北根据地从开辟至今,已经有两年多时间了。甘肃、宁夏等开辟早的地方已经稳固,河西走廊西部以及青海等开辟晚的地方,也正在加紧进行各项建设。整个西北根据地现在虽还说不上翻天覆地,但其变化也是日新月异。

    农业方面,整个根据地里除了清算身负血债的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,并按照人口并结合实际情况分配土地外,还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因地制宜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,为根据地粮食丰产、丰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。这其中,水利建设效果最显著的要数张明瑞一纵所在的宁夏。

    虽有贺兰山做屏障,可地处西北的宁夏,气候同样干燥,其农耕用水全赖渠道引黄河流水灌溉。宁夏平原原本曾有10大干渠,但因连年战乱失修,渠床外高淤塞,渠岸残缺,水量流失,不堪使用。在人民军进占宁夏之后,为了改变这一状况,张明瑞便在秋冬季节组织军民一起整修这10条干渠。到32年春耕时,不但原本的10条干渠投入正常使用,还新建了一条长达120公里的总渠。

    分到了土地,人民军又减免了两年的田赋,此前一年又尝到了兴修水利甜头的宁夏民众,在32年秋冬兴修水利时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热情。经过半年左右的劳作,到33年春耕时,不但已投入使用的11条干渠得到进一步加深、加固,还另外疏通、新建了8条中渠、1200多条支渠、3000多条子渠,合计全长近1500公里,可灌溉农田180多万亩。

    180多万亩灌溉情况良好的田地,加上人民军又大力推广冬小麦、玉米、黄豆套种,丰收之后足可保证300多万人口的吃食无忧。也就是说,仅宁夏平原出产的粮食,就可满足西北根据地过半人口的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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